这是很多“过来人”无法想象的。
毛毛日语专业毕业，曾在上海一家日企任职数年，那段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工资的微薄。他记得，那时的后辈即便工作完成，也不敢擅自离岗，总是要等到前辈起身。然而，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喜加班，一到下班时间便离开；若这家公司加班频繁，他便会考虑离职。
公司之所以采取此举，不仅是因为风气发生了转变，更是由于现实所迫——当前日本职场正逐渐演变为“卖方市场”。许多年轻人对加班文化不感兴趣，那些加班频繁且待遇不佳的职位，甚至难以吸引求职者前来面试。
毛毛指出，当前的局面是毕业生在选择企业，“他们手中往往拿着不止一份工作邀请。”接着，他们会从中挑选出心仪的一家。
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毛毛的体会，即2024年春季毕业的日本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8.1%，这一比率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而今年，这一比率虽有所下降，但降幅仅为0.1%。
这意味着，应届生只要愿意工作，就几乎不会失业。
与此同时，众多日本公司正通过提高薪资水平来吸引应届生加入。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开展的一项招聘调查计划显示，到2025年，日本应届生的平均起始薪资已超过25万日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人民币约1.3万元，创下了新的历史最高点。在这些提高薪资的企业中，有80%的目的是为了“留住人才”，而超过一半的企业则是基于物价上涨的考量。
众多企业倾向于上调新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以吸引人才，例如，优衣库今年为应届生设定的薪资为33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6万元，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那些工作多年的人的收入。毛毛这样说道。
超级卖方市场
去年七月，博主@凯撒在日本的某次招聘活动中目睹了这一情景，当时有企业招聘人员跪地派发宣传资料。他立即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场景，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网友讨论。
他后来作出了解释，指出这种“下跪式派发传单”的现象，一方面确实是由于企业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日本特有的服务文化。
对于众多中国网民而言，这样的情景几乎难以置信：以往在招聘会上总是高高在上的企业代表，竟然屈尊降贵，低头、鞠躬，甚至下跪恳求人才。
以我们的视角审视，或许会觉得有些过分，然而，据在日本生活了八年之久的博主@庆樱日语透露，在日本，企业普遍期望新入职的员工能在此地稳定且长期工作，因此，招聘团队亦致力于全方位为求职者塑造良好印象。
为了吸引人才，众多企业不仅在薪酬上大做文章，更在内部构建了多样化的扶持体系。庆樱日语指出，他之前供职的公司，鉴于当时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每年都会吸纳一批海外留学生。为了使这些“新加入者”能迅速融入公司氛围，该公司甚至特地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为留学生提供生活上的指导、职业发展的辅导。
庆樱日语在2018年选择离职之际，公司人事部门向他递上一个信封，其中包含了针对那些希望重返岗位的前同事所实施的“欢迎回归”政策。
在日本，鲜少见到招聘人员屈膝跪地的情形，毛毛如此陈述，然而，这一现象背后所揭示的问题——企业面临人才短缺——却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状况。
居住在日本的人们普遍体验到了这种转变。他们打开电视，映入眼帘的是求职网站广告的狂轰滥炸，这些广告覆盖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甚至毛毛在乘坐电车时，也能看到东京及其周边地区举办的大型招聘会的宣传信息。
跳槽行为愈发普遍——这一现象在以“稳定”闻名的日本职场中实属罕见。
毛毛的部门总共有二十几名员工，在过去的三年里，已有五六个同事相继离职。这样的员工变动频率，在日本的常规企业中，可以称之为“频繁波动”。
日本过去的职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众多企业坚持“终身雇佣”的原则，一旦员工踏入公司，便被视作将伴随公司直至退休，合同期限不定，且鲜少有主动辞退员工的情况。在那一体系下，“跳槽”一词显得格外罕见，甚至有部分人终其一生未曾更换过工作。
跳槽的原因十分实际：薪资提升不易、晋升机会稀缺、工作氛围压抑，有时甚至感到工作本身并不愉快。“在日企工作虽然也有薪资增长，但增长速度实在缓慢。”毛毛如此说道，“每年只是微小的增长，除非你获得晋升，否则你几乎察觉不到任何变化。”
目前众多企业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因此你若选择离职，薪酬和职级未必会减少。换言之，跳槽不再等同于从头开始，而是被视为一种“升级”的机遇。
她谈到了一位曾经的同事，该同事在公司辛勤工作了21载，最终因与上司关系紧张而选择离职。转至新公司后，她迅速晋升为部门主管，薪资待遇也显著提高。
“他的资历也在那儿嘛，”毛毛说，“现在反而更值钱了。”
公司面临的是一系列突如其来的职位空缺，因此，填补这些空缺的重任便陆续落在了众多应届毕业生的肩上。
毛毛提到，近两年来，我们公司吸纳应届毕业生的规模逐年扩大，去年我们录用了500名新员工，而今年这一数字激增至800人，预计明年还将有所增加，但即便如此，人员需求似乎仍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但作为“25卒”毕业生，康朋的求职路并没有这么平坦。
他的工作单位并非大型企业，员工总数不过数百。今年，这家公司招募了8名应届毕业生，而他独树一帜，是其中唯一一位外籍人士。
日本应届生的求职季漫长，往往从毕业前一年就开始了。
寻找工作对于留学生来说并非易事。在去年的1月至8月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七八十场面试，最终成功获得了三个工作机会。
同期工作的日本同事似乎并不那么劳累。部分人甚至在招聘季结束前两个月才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仅仅面试了几家公司便成功获得了职位。
康朋今年5月去参加公司的内定会（小红书@躺平的在日小康）
康朋表示，日本居民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无论是毕业于大学还是专门学校，大多数人都能较为顺利地获得职位。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留学生群体，实际的就业率可能仅有30%到40%左右。这一数据还包括了许多进入华人企业或从事蓝领工作的情形。
他查阅了一项针对外国留学生就业状况的研究报告，其中的统计资料与他个人的体验大致一致：在日本，外国人的就业挑战实际上要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更为严峻。
康朋还提到，并不是所有行业都不加班。
例如，与我同届的一位同学，原本是文科生，却选择了转型进入IT领域，他甚至需要回家后继续深造。此外，诸如建筑和物流等行业，加班现象相对较为普遍。
从“就业冰河”到“反选时代”
日本青年们曾长期对“求职”这一行为抱有深深的畏惧感。那是一段日本就业市场的严寒时期——众多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低迷，长期停留在60%以下。
19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该数据一度稳固在70%以上，然而1993年，这一比例攀升至76.2%的顶点后，却突然急转直下。及至“失去的十年”结束的2000年，大学生的就业率已跌至55.8%。就在这一年，名叫小林美希的女大学生迎来了她人生中的毕业季节。
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正如她在后来发表的《就业冰河》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泡沫经济的破裂引发了金融危机，中老年员工纷纷失业，而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也急剧减少。
对那个年代的人们而言，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不论条件如何，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先开始做起来。”
自2005年起，日本逐步走出了“每两名大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人失业”的困境，就业率逐步回升，超过60%。然而，这部分就业情况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只要工作合同期限超过一年，即便是派遣工、临时工或是非正式员工，也被计入“就业”范畴。
在当代人的生活中，职业的不确定性逐渐渗透到方方面面，它不仅影响着婚姻和生育，还波及到购房和养老。因此，那些看似不会失业的公务员职位成为了经济低迷时期的避风港，众多大学也纷纷加入了“考公热”的行列，报名与录取的比例一度高达30比1。
那也是“过劳死”“工作抑郁”频频出现在新闻标题里的年代。
那个时期的公司，宛如一座座严密封闭的机械，将“加班”融入了日常生活。夜晚十点钟，高楼大厦依然亮着灯光，而在早晚高峰时段的地铁车厢内，充斥着戴着黑色眼镜、表情呆滞的上班族。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日本极高的猝死率，在高峰期，平均每1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人因猝死而离世。
劳动生产率并未出现明显增长。除了那些没有加班费的无偿加班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加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领导展示自己的勤奋——只要你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就能被视为一名勤奋工作的优秀员工。
2005年，18岁的郭毅登上了前往东京的飞机。那时，他刚刚完成国内的高中学业，成为一名留学生，心中怀揣着清晰的目标：求学、完成学业、最终留在那里。
他在语言学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顺利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学业。到了2013年，他取得修士学位之际，“安倍经济学”已初见成效。日本经济逐渐从低谷中走出，就业市场也呈现出回暖的趋势。郭毅回忆起当时所查阅的数据，提到留学生从投递简历到最终找到工作，成功率大约在80%左右，这一比例远高于日本本土人士。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他周围共有十三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终选择留在日本就业的仅有三人，而他便是这三人之一。据他所说，“要获得一份工作邀请，平均需要投递二十到三十五份简历。”
郭毅成功获得了迅销集团旗下服装品牌GU的录用通知。这个品牌是优衣库的关联企业，在日本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由一名普通员工起步，历经努力，最终晋升为旗舰店的高级店长。
早高峰期间，大阪上班族排队挤地铁
在他的观察里，日本就业市场的剧烈变化出现在新冠之后。
郭毅的店铺内原本有88位员工，其中26位是外籍人士。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员工流失了25人，仅剩郭毅一人。“顾客光临，总得有人提供服务，若无人应答，那便是服务上的空白。”他感慨道，疫情结束后，日本各行业突然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建筑、老年护理等行业，人才缺口尤为显著，而这些空缺并非日本人能够填补。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表明，2024年日本新生儿的数量降至72万，这一数字已经连续9年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日本的出生率逐年下降，而老龄化问题也愈发严重，2023年的老龄化率高达29.1%，这意味着在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在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企业正遭遇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因而迫切需要提供更优越的工作条件，以吸引年轻一代加入。
自2018年起，日本政府被迫实施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变革，包括设立无加班日、通过立法对最长工作时长进行限制、强制要求员工休假等措施。随后，政府部门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实行了每周四天工作制，旨在努力优化职场环境，改善广大社畜的生活状态。
从数据角度分析，成效较为显著：2024年，日本民众每月平均工作时间达到136.9小时，其中平均加班时长缩短至10小时；另外，相关数据还显示，东京地铁在晚上9点之后的客流量有所减少，而在傍晚5点到8点之间的客流量却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上班族下班回家的时段正在逐渐提前。
然而，仅从就业率这一指标来看，日本无疑步入了所谓的“逆向选择”时期，尤其是与泡沫经济崩溃后那段“就业寒冬”相比，当代年轻人显然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康朋觉得，数字背后的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
就就业率而言，相较于以往确实有所提升，然而，若你询问现今众多日本人的薪资水平，与三十年前相比，差距并不大。
（文中毛毛、郭毅为化名）
执行者：韦懿轩 审核者：李宝芳 责任美术设计：uncle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