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于7月10日在北京发布消息，当天，《新华每日电讯》刊登了一篇报道，该报道的标题为《恶魔不止“731”，还有“8604”！——对侵华日军在广东实施细菌战状况的调查纪实》。
在纪念“七七事变”88周年的重要时刻，广东省档案馆迎来了历史性的捐赠。这份珍贵的资料，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提供的“波第8604部队”名册，由日本学者松野诚也慷慨捐献。这是该名册首次在国内全面亮相。
侵华日军731部队恶名远扬，但鲜有人知的是，日军还拥有一支名为广州“波第8604部队”的细菌部队。经过长达30年的调查，沙东迅强烈呼吁：除了众所周知的“731”，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个名为“8604”的恶魔！
这份新发布的名单内容详实，详细记录了“波第8604部队”成员的姓名、他们的出生日期、籍贯、加入部队的具体时间、之前服役的部队以及加入新部队的日期、服役类别、兵种、军衔、每月的工资数额、入伍的具体日期、目前所担任的官职授予时间以及他们的居住地等信息。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退休研究员沙东迅，年届86岁，三十载如一日地搜集人证与物证，积累了丰富的证据材料，有力地帮助公众揭开了那支隐秘的“恶魔部队”的真实情况。
7月7日，在广东省档案馆举办的“抗战档案史料捐赠仪式”上，展出了“波第8604部队”的名册副本。该照片由新华社的许建梅女士拍摄。
日本老兵揭开尘封50年的“魔盒”
1995年11月5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访客抵达广州市，他特地前往粤港难民之墓，进行了悔罪与祭奠的仪式。
那日，丸山茂顶着一头光洁的头皮，身着一袭黑色西装，系着一条黑色领带，将佛珠环绕于腕间，将经文置于墓碑之前，点燃了香烛。他手持木鱼，高声吟诵经文，同时敲击着铜钵。接着，在雨中，他跪倒在墓前的泥地上，泪流满面，用日语大声忏悔：“罪在我身！我承认错误，我道歉！愿在有生之年，祈愿中日友好，永无战事。”
日本军队在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实施的细菌战早已为人所知，然而，由于日军刻意隐瞒，华南地区秘密进行的细菌战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未曾被外界所察觉。直至1993年，前波第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罪行展览时，内心深受触动，这才首次在东京公开曝光了这一秘密。
在证词中，丸山茂陈述道：“1942年，……他们沿着珠江逆流而上，涌向了广州市。然而，日军却禁止他们进入市内，将他们关押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无情的细菌战实验。”
1953年，广州造纸厂在南石头邓岗（即现在的南箕路北段）着手职工住宅建设，却意外发现南箕路两侧地下仅0.5米深处，便散落着无棺木的白骨，这些白骨零乱且残缺，层层堆积，每层之间都由30厘米厚的黄土相隔，含有尸骨的土层厚度在20至40厘米之间。从地表向下至2米深，这些白骨随处可见，分布并不均匀。其数量庞大，难以估量。
沙东迅在南箕村寻访到了一位当年的见证者黄有，黄有回忆道：“1942年的春天，气温异常低，众多香港难民乘坐船只返回广州，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了难民收容所。没过多久，许多难民不幸病逝，当时有六个负责抬尸的人，他们用帆布床将尸体抬出，每次运送一至三具，尸体中男女老少皆有，甚至有些人的嘴巴还在动，显然并未断气，但这些不幸者还是被一同埋葬了。”每次挖掘一个坑穴，将六七具遗体层层叠放其中，接着在附近再次挖掘，四周坑穴密布，其长度超过百米，宽度约二十米，而难民收容所中的难民几乎全部丧生。
丸山茂感慨道，本应遭受石块攻击的我，却因他们的包容与接纳而感动落泪。他曾服役于8604细菌部队，该部队在广东曾实施过残忍的细菌试验和战争，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他内心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
1938年9月，8604部队应运而生，其前身位于日本大阪市，当时被命名为“第21野战防疫部”。1938年10月12日，该部队伴随侵华日军于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并在原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设立总部，隶属于华南派遣军司令部。随着兵力的不断扩充，部队名称变更为“波第8604部队”，对外则被称为“华南防疫给水部”。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细菌研究和细菌战活动的部队。
丸山茂的证词显示，日军当时实施了所谓的“饥饿策略”，最初仅用少量的饭食维持难民的生存，待其饿得皮包骨头，一旦生病便难以存活。日军在清晨煮好热粥，待粥温降至适宜温度后，便在其中投放细菌，然后送往难民收容所。这粥中掺杂的正是致命的沙门氏菌，它能够引发急性食物中毒，症状迅速出现且治疗难度大。
沙东迅表示，8604部队选择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作为大本营的地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这里拥有完备的实验室、化验室、解剖室、教室、宿舍等基础设施；其次，当时学校已经迁往后方，校园内人迹罕至；再者，学校距离市中心并不遥远，交通便利。
通过丸山茂两次所提供的简图进行核对，我们得知其总部、部队长办公室、总务科、第一课、疟疾研究所以及动物室均位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图书馆旧楼（包括两层楼及地下室区域）。而部队长宿舍、军官宿舍，以及第二、三、四、五课，官兵宿舍、马厩、细菌培养室、检索班等设施，则都坐落在旧图书馆的周边。这些建筑中，除了一小部分被拆除重建外，大部分历史遗迹仍然保留至今。
丸山茂表示，为了防止类似侵略他国的行为再次发生，他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揭露那起鲜为人知的“大规模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罪行。
我担任广州波第8604部队细菌检索班班长，这个班也被称为化验班。部队对外公开的名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而我们的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大佐。该机构规模相当可观，拥有1200多名专业人员，属于师团级单位。机构内部设有六个不同的课。第一课专注于细菌的研究领域；第二课致力于防疫和给水的研究工作；第三课则专注于各种传染病的治疗方法；第四课则涉及鼠疫的培养以及病体的解剖。
第四课的场地被铁丝网严密环绕，用于进行鼠疫的培养以及病体的解剖工作，严格禁止与外界人士有任何接触。所有生活需求，包括饮食和住宿，都在此封闭空间内解决，其氛围令人毛骨悚然。唯有夜幕降临，灯光亮起，方能窥见其中景象，只见棚子内密密麻麻地堆满了石油罐。偶尔会有体积庞大的包裹从外界运入，即便哨兵也无法窥见其内部所藏之物……在第四课的地下，存放着众多用福尔马林浸泡的遗体，而石油罐中则装满了用于鼠疫实验的老鼠。
沙东迅依据丸山茂所提供的地图以及知情者所提供的线索，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内找到了原日军8604部队使用过的旧木椅，椅子上还刻有日文“係長室用”字样，以及从东京运来的医用铁柜，这两个物品上都带有日本东京制造的金属商标。
沙东迅在广州市档案馆找到了一些日文编制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时间范围：1939至1941年）、《两广地区（包括港澳）鼠疫疫情概览表》（时间范围：1867至1929年）以及《华南传染病发生概况图》等，它们均是由“波第8604集团防疫给水部队”在1944年编制并印刷的。这些图表明确显示，8604部队投入了众多人力和财力，对华南地区的传染病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
又一日本老兵揭露新罪证
1995年7月，日本民间调查团的首领糟川良谷在广州进行第二次考察期间，亲自将一份8604部队前成员井上睦雄的揭露证词的日文副本递交给沙东迅，并表示赞同将其翻译成中文并予以公开发表。
沙东迅指出，井上睦雄详细披露了该部队对中国游击队伤员实施活体解剖的残忍行径，此外，他还被指派照料五十万只老鼠，大规模培养鼠疫病菌以发动鼠疫攻击。因此，丸山茂的陈述不再孤立无援，而井上睦雄的证词作为亲历者的直接证据，显得尤为宝贵。
井上睦雄，曾是波第8604部队的一员，1922年诞生。他所述称：
1944年，我被分配至鼠疫跳蚤的培育部门，主要承担恒温操作的任务，同时也会参与一些杂役工作。昆虫班第四课的学生大约有十名卫生兵组成。他们负责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北门与东门之间饲养大量的白野鼠，这些老鼠体型庞大，总共达到了五十万只。饲养场所是一些类似校舍的简易建筑，专门用于饲养这些白野鼠。在饲养过程中，老鼠的健康状况会定期向卫生大尉进行汇报。揭开装有18升石油的罐盖，于罐底铺设锯末，随后均匀撒上一层干血，其上放置一个仅能容纳一只老鼠的笼子，笼内老鼠无法自由转动，笼子边缘留有微小缝隙，用于投放番薯供其食用。罐内悬挂一柱状液量计，用以监测鼠疫跳蚤的密度。随后，继续在老鼠身上涂抹干血。屋内均为混凝土构造，地面上搁置着一块水泥石板，石板上安置着一座巨大的炉灶，炉内松木正旺盛地燃烧。地面上积水盈盈。由此，蒸汽大量升腾，为鼠疫跳蚤提供了繁衍的温床。
圆柱形液量计的直径介于二至三厘米之间，将二至三厘米刻度处的鼠疫跳蚤投入其中，却无法确定具体跳蚤的数量。白野鼠在血被吸干后，仅剩下一副皮包骨的骨架，宛如木乃伊，随即被丢弃。随后，我们不断补充新的白野鼠，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至于生产了多少鼠疫跳蚤，我同样一无所知。我们实行轮班制，每天有五人值班，这是为了响应提高生产量的作战指令。我清楚记得，屋内摆放着大约一百个石油罐，而每只老鼠在生活五至七天之后便会被淘汰并替换。
在1944年空袭愈发猛烈之际，增产的指令已被下达。那时，龟泽鹿郎军医大佐担任部队长。举例来说，为了满足鼠疫跳蚤的需求，需生产出10公斤，而实际产量则需达到15公斤。
每晚几乎都有美军飞机进行轰炸，B-29轰炸机飞来时遮天蔽日。在1945年6月24日，波第8604部队（驻中山大学医学院）的5栋老鼠饲养舍以及鼠疫培养设施（均为混凝土结构）遭到B-29轰炸机编队的轰炸而毁损，我们的研究工作因此被迫中断。与此同时，部队也开始着手进行撤退的准备工作。
8604部队曾在广东各地进行细菌战
沙东迅在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他被称为“我国研究侵华日军在广东地区细菌战的首席专家”。
自1994年起，沙东迅便着手对日本8604部队侵略我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究。沙东迅当时担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他收到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郭成周和廖应昌的来信。信中提到他们正在撰写《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一书，然而关于广州的内容却是一片空白，仅有微弱的线索。为了捍卫国家荣誉，揭露日军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得到沙东迅的帮助进行调查研究。
我立志成为钟馗般的人物，要将那日军细菌部队的邪恶行径揭露于天下，让它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沙东迅表示，他怀着义无反顾的决心接受了这项使命。然而，调查工作展开后，就如同置身于浩瀚无垠的海洋，试图寻找那根已失落半个世纪的针。
历经二十余年的不懈探究，沙东迅陆续推出并印行了《揭示“8604”之谜——揭露侵华日军在广东秘密开展细菌战的真相》（广东花城出版社，1995年10月）、《侵华日军波8604部队在广东实施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侵华日军在广东细菌战与毒气战的内幕披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等众多论文与专著，全面揭露了侵华日军的丑陋本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在1996年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出的函件中提及，沙教授在广东进行的调研工作投入了巨大精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赢得了日本朋友以及国内同行的广泛赞誉。我们已将沙教授发表的论文的核心内容整理收录进档案性质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纪实》一书中，以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20世纪90年代，他驾驭着一辆年代久远的自行车四处奔波，四处寻觅他人。那时我们的资金颇为有限，因此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前任院长张磊表示，广东地区的这段历史研究一直较为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空白。而现在，通过沙东迅的长期深入调查，日军的罪行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据支持。
1941年的五六月，日军派遣了汉奸潜入粤北地区，他们假扮成逃荒的难民，暗中在水缸、食物和水井中投放了细菌药物。这一行为导致众多民众中毒身亡。这些细菌包括霍乱、肺病、疟疾和痢疾等，它们的传染性极强，传播迅速，死亡率极高。当时位于粤北乐昌县的医院内，有数百人成为了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夜幕降临，炮声隆隆，不断的有牺牲者被埋葬，四周四五公里外，新坟连绵，这是日军在乐昌犯下的细菌战罪行，其恶行令人发指。
1942年，中国军政部军医署第八防疫大队在粤北翁源地区发现日军投放的麦粒，这些麦粒中携带着跳蚤。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培养基，无法确定其中的细菌种类。与此同时，在廉江、湛江地区鼠疫杆菌广泛存在，鼠疫疫情时有发生。
1938至1939年，阳江的陈顺旃目睹了日军频繁对阳江县的轰炸，其中不乏未投掷炸弹的空袭，而是抛下了沾有粘胶的棉絮，而这些棉絮中携带着霍乱病菌。到了1943年夏季，霍乱在阳江肆虐，导致当年因霍乱去世的人数多达千人，这一情况也得到了阳江老人张重华和沙业统的证实。
广东省档案馆所藏资料显示，1939年广东省政府发布的训令透露，日军为遏制我方游击队的发展，早已制定在战区散播传染细菌的阴谋。当年，从东京运往上海的菌苗数量庞大……这些菌苗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五种，被封装在类似雪茄的蓝色和玻璃管中，已分别送往华中、华南的前线地区。在命令放弃阵地的情况下，这些菌苗被投放到河流、井水和民房之中……同时，还指派汉奸在各个游击区域内进行传播。”这也证明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洞悉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的阴谋。
广州市相关部门对侵华日军8604部队的若干遗址实施了多种保护手段，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旧图书馆，该建筑于1996年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认定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广州大本营旧址”，并被纳入“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2019年至2021年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南石路28号的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及挖掘工作，挖掘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进入2022年，该区域的南石头监狱遗址被正式认定为广东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我已迈入86岁高龄，衷心期盼能有更多研究者接续前行，继续深入研究。沙东迅表示，日军波第8604部队规模宏大、组织严密，保密程度极高，在史书中并无记载，我国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而日军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情。对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必须持续挖掘，全面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