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七七事变”88周年的重要时刻，广东省档案馆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那就是一份源自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波第8604部队”名册，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经过日本学者松野诚也的慷慨捐赠，首次在我国完整地与公众见面。
侵华日军731部队恶名远扬，然而，鲜有人知，日军还拥有一支名为广州“波第8604部队”的细菌部队。历经30年的调查，沙东迅高声呼喊：除了“731”，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个名为“8604”的恶魔！
这份名录为首次发布，内容详实完备，不仅详细记录了“波第8604部队”成员的姓名、他们出生的日期、籍贯、加入部队的具体时间，以及他们之前所属部队的名称和加入该部队的日期，还包括了他们的兵役类型、兵种、军衔、每月的工资数额、入伍的具体日期、目前所担任的官职授予时间，以及他们的居住地等信息。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86岁退休研究员沙东迅，在过去三十年间不懈地搜集人证与物证，积累了丰富的证据材料，为揭示那支隐藏的邪恶部队的真相提供了有力支持。
7月7日，在广东省档案馆举办的“抗战档案史料捐赠仪式”上，展出了“波第8604部队”的名册副本。这一珍贵资料由新华社提供，并由许建梅女士拍摄。
日本老兵揭开尘封50年的“魔盒”
1995年11月5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友人抵达广州市的粤港难民之墓，他在此地进行悔过和祭奠。
那日，丸山茂顶着一头光洁的头皮，身着深色西装，系着黑色领带，将佛珠缠绕于腕间，将经文置于墓碑之前，点亮香烛，手持木鱼，高声吟诵经文。他边念诵边击打木鱼与铜钵，随后来到墓前泥泞之地，在雨中跪地，泪流满面，用日语大声呼喊：“罪在我身！我承认错误、诚恳道歉！在有生之年，愿中日友谊长存，愿战争永不再现。”
日本军队在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早已公之于众，然而，由于他们刻意隐瞒，华南地区秘密进行的细菌战活动一直未被外界所知，这一秘密持续了长达50多年。直至1993年，前波第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罪行展时，内心深受触动，这才首次在东京公开曝光了这一历史真相。
在证词中，丸山茂陈述道：“1942年，……他们沿着珠江逆流而上，纷纷涌向广州市。然而，日军却禁止他们进入市区，将他们囚禁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内，对其进行残酷无情的细菌战实验。”
1953年，广州造纸厂在南石头邓岗（即现在的南箕路北段）开展职工住宅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发现南箕路两侧的地下，深度不超过0.5米的地方，就散落着无棺木的白骨，这些白骨错落无序，残缺不全，层层堆积，每层之间都由30厘米厚的黄土隔开，而含有这些人骨的土层厚度在20至40厘米之间。从地表向下至2米深的范围内，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分布并不均匀。其数量庞大，难以进行准确估算。
沙东迅在南箕村找到了当年的目击者黄有，黄有回忆道：“在1942年的年初，气候寒冷，众多香港难民乘坐船只返回广州。然而，大部分难民被安置在了难民收容所。没过多久，许多难民因疾病去世。当时有六个抬尸人，他们用帆布床将尸体抬出，每次运送一至三具。这些尸体中，男女老少都有，甚至有些人的嘴巴还在动，显然并未断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一同埋葬了。”每次挖掘一个坑，将六七具遗体层层叠放其中，接着在附近重新挖掘，四周坑洞密布，沿着道路延伸超过百米，宽度大约二十米，而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几乎全部丧生。
丸山茂感慨道，本应遭受石块攻击的我，却因他们宽广的胸怀而受到欢迎，这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他曾提及，8604细菌部队在广东实施了残酷无情的细菌试验和细菌战，违反了国际公约，作为该部队的一员，他内心始终笼罩着一种沉重的罪恶感。
1938年9月，8604部队在日本的 Osaka 市成立，最初被命名为“第21野战防疫部”。1938年10月12日，该部队伴随侵华日军于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并在原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设立大本营。该部队隶属于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兵力持续扩充。部队名称变更为“波第8604部队”，对外则以“华南防疫给水部”名义活动，实则从事细菌研究与细菌战。
丸山茂的证词显示，日军当时实施了所谓的“饥饿策略”，他们先是用少量的饭食维持难民的生存，待到难民饿得皮包骨头，一旦生病便难以存活。日军在清晨煮好热粥，待粥温降至适当程度后，便在其中投放细菌，然后将粥送至难民居住地。这种粥中掺杂的正是致命的沙门氏菌，它能够引发急性食物中毒，症状迅速出现且治疗难度大。
沙东迅表示，8604部队选择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作为基地，原因在于此处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完备的实验室、化验室、解剖室、教室、宿舍等基础设施。此外，学校当时已迁往后方，校园内人迹罕至；再者，学校距离市中心不远，交通便利。
通过丸山茂两次提供的简图进行核实，发现其本部、部队长室、总务课、第一课、疟疾研究室以及动物室均位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图书馆旧楼（包括两层楼及地下室）。而部队长宿舍、军官宿舍，以及第二、三、四、五课、官兵宿舍、马房、细菌培养室和检索班等设施，则都集中在旧图书馆周边。这些建筑物中，除少数已经拆除重建外，大部分历史遗迹仍然保留至今。
丸山茂表示，为了避免类似侵略他国的行径再次发生，他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揭露那起鲜为人知的“大规模杀害香港难民并使用细菌的战争罪行”。
在那时，我担任广州波第8604部队细菌检索班（亦称化验班）的班长，部队对外公布的名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我们的部队领导是佐藤俊二大佐。该机构规模宏大，拥有1200余名专业人员，属于师团级别的单位。部门内部设有六个不同的课。第一课专注于细菌学的研究，第二课则致力于防疫和给水的研究工作；第三课专注于各种传染病的治疗方法研究；第四课则涉及鼠疫的培养以及病体的解剖。
这第四课被铁丝网严密包围，进行着鼠疫的培养和病体的解剖，严格禁止与外界人员有任何接触。所有的饮食、居住等日常生活活动都在这一区域完成，显得异常恐怖。只有在夜晚，当灯光亮起时，才能窥见其中的景象，那些棚子里挤满了油罐。偶尔会有大件行李从外界运送进来，即便哨兵也无法窥见其内部所藏之物……在第四课的地下，存放着众多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尸体，而石油罐中则装满了用于鼠疫实验的老鼠。
沙东迅依据丸山茂所提供的地图，结合知情者提供的情报，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内找到了原日军8604部队使用过的物品，其中包括一把刻有日文“係長室用”字样的旧木椅，以及一个从东京运来的医用铁柜。这两个物品上均带有日本东京制造的金属商标。
沙东迅在广州市档案馆挖掘出了数份日文编制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涵盖了《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时间范围：1939至1941年）、《两广地区（包括港澳）鼠疫疫情概览表》（时间范围：1867至1929年）以及《华南传染病发生概况图》等，均出自“波第8604集团防疫给水部队”之手，且是在1944年进行编纂的。这些图表显示，8604部队投入了众多人力和财力，对华南地区的传染病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广东省档案馆珍藏的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波第8604部队”名册，翻至第151页，图文并茂，历史见证。
又一日本老兵揭露新罪证
1995年7月，日本民间调查团团长糟川良谷在广州进行第二次调查期间，亲自将一份关于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的揭露证言的日文文稿递交给沙东迅，并表示赞同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公之于众。
沙东迅指出，井上睦雄详细披露了该部队对中国游击队受伤战士实施活体解剖的残忍行径，还遵令养育了五十万只老鼠，大规模培育鼠疫菌以发动鼠疫攻击的罪行。因此，丸山茂的陈述不再是唯一的证据，而且井上睦雄的证词作为亲历者的直接陈述，显得尤为宝贵。
井上睦雄，曾是波第8604部队的一员，出生于1922年。他陈述道：
1944年，我被分配至鼠疫跳蚤的生产部门，主要承担恒温室的工作，同时处理一些杂务。昆虫班第四课的学生大约有十名卫生兵。他们负责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北门与东门之间饲养老鼠，这些老鼠体型庞大，是白色的野生鼠种，总数达到了五十万只。附近有几座类似校舍的建筑，都是简陋的构造，专门用于饲养这些白野鼠。在饲养过程中，老鼠的健康状况会及时向卫生大尉汇报。揭开装有18升容量的石油罐盖，于罐底铺设锯末，随后均匀撒上一层干血，其上放置一个仅能容纳一只老鼠的笼子，笼内老鼠无法自由活动。笼子一侧留有狭小缝隙，用于投放食物如番薯。罐内悬挂柱状液量计，用以监测鼠疫跳蚤的数目。随后，继续在老鼠身上涂抹干血。屋内均为混凝土建造，地面上搁置着一块水泥板，板上摆放着一座大炉，炉中松木燃烧正旺。地面之上积水盈盈。由此，蒸汽弥漫，为鼠疫跳蚤提供了繁衍的温床。
圆柱形的液体计量器直径介于两到三厘米之间，将直径同样为两到三厘米的鼠疫跳蚤置入其中，却无法得知具体有多少只跳蚤。白野鼠在血液被吸干后，仅剩下一副皮包骨的骨架，宛如木乃伊一般，随即被丢弃，随后又不断补充新的白野鼠。至于生产了多少鼠疫跳蚤，我也无法确切知晓。我们实行轮班制，每天有五人值班，这是为了响应增加生产量的作战指令。我清楚记得，那个房间里大约摆放着一百个石油罐，而每只老鼠在饲养五到七天之后就会被淘汰，随后需要补充新的老鼠。
在1944年空袭愈发猛烈的前夕，增产后备的指令已被下达。那时，担任部队长的是龟泽鹿郎军医大佐。以鼠疫跳蚤为例，若需10公斤，则需生产出15公斤。
每晚几乎都有美军飞机进行轰炸，B-29型战斗机飞临，遮天蔽日。1945年6月24日，波第8604部队（驻中山大学医学院）的5座老鼠饲养舍以及鼠疫培养设施（均为混凝土结构）被B-29型战斗机编队摧毁，我们的工作因此被迫中断。与此同时，部队也开始着手撤退的准备工作。
8604部队曾在广东各地进行细菌战
沙东迅，一位在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颇具盛名的学者，享有“我国研究侵华日军在粤实施细菌战领域的领军人物”的美誉。
自1994年起，沙东迅便着手对日本8604部队侵略我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沙东迅当时担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他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郭成周和廖应昌寄来的信件。信中提到他们正在撰写《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一书，书中关于广州的内容尚属空白，只有一点线索。为了捍卫国家荣誉，揭露日军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得到沙东迅的帮助进行调查研究。
我立志成为捉鬼钟馗，要将日军细菌部队这个邪恶势力揭露于众，将他们的滔天罪行昭告天下。沙东迅表示，他怀着义无反顾的信念接受了这项使命。然而，调查工作一开始，就如同投身于浩瀚无垠的海洋，试图寻找那根已失落半个世纪的针。
历经二十余年的深入探究，沙东迅陆续推出了《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广东花城出版社，1995年10月）、《侵华日军波8604部队在粤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侵华日军在粤细菌战和毒气战揭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等多篇论文与专著，全面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恶劣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在1996年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出的函件中提到，沙教授在广东进行的调研投入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赢得了日本友人以及国内同行的广泛赞誉。我们已将沙教授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核心内容收录进档案性质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纪实》一书中，为国家和民族、人民作出了贡献……
在上世纪90年代，他骑着那辆陈旧的自行车四处奔波，四处寻觅。那时我们的资金颇为有限，因此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非常难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前任院长张磊表示，关于广东的历史研究，过去一直相对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空白一片。然而，根据沙东迅长期的调查研究，日军的罪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证据确凿无疑。
1941年的五六月，日军派遣了汉奸潜入粤北地区，他们假扮成逃难的难民，秘密地将细菌药物放入水缸、食物和水井之中。这一行为导致众多民众中毒身亡。这些细菌包括霍乱、肺病、疟疾和痢疾等，其传染性极强，传播迅速，死亡率极高。当时位于粤北乐昌县的医院中，有数百人不幸成为了这些细菌的受害者。夜幕降临，炮声隆隆，每一声炮响都似乎在为无辜的受害者举行葬礼。在四五公里外的荒野，新坟林立，这无不昭示着日军在乐昌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细菌战罪行。
1942年，中国军政部军医署第八防疫大队在粤北翁源地区发现，日军飞机投放了麦粒。这些麦粒中携带着跳蚤，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培养基，无法确定其中的细菌种类。同时，在廉江、湛江地区，鼠疫杆菌频繁出现，鼠疫疫情时有发生。
1938至1939年，阳江居民陈顺旃目睹了日军频繁对阳江县的轰炸，其中不乏空投非炸弹之物，那是粘胶棉絮，而这些棉絮中携带了霍乱病菌。到了1943年夏季，霍乱肆虐，阳江县因霍乱丧生的人数多达千余，这一情况得到了阳江长者张重华和沙业统的证实。
广东省档案馆所藏资料显示，1939年广东省政府发布的训令中提及，日军为了遏制我方游击队的发展，早已制定了在战区广泛散播传染病细菌的策略。当年，从东京运往上海的菌苗数量庞大……这些菌苗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五种，被封装在类似雪茄烟的蓝色和玻璃管中，已分别送至华中、华南的前线地区。在命令部队放弃阵地之际，这些玻璃管被投入河流、井水和民房之中……同时，还指派了汉奸在各个游击区域进行传播。”这也证明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洞悉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的阴谋。
广州市相关部门对侵华日军8604部队的若干遗址实施了多种保护手段，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旧图书馆，该建筑于1996年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认定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广州大本营旧址”，并被纳入“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2019年至2021年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南石路28号的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以及发掘工作，该区域的发掘面积达到了5000平方米。进入2022年，南石头监狱遗址正式被认定为广东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我已迈入86岁高龄，衷心期盼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续前行，继续展开深入探究。沙东迅表示，日本军队中的波第8604部队规模宏大，组织结构严谨，保密措施极其严格，在史书中鲜有记载。对于我国人民而言，这一信息鲜为人知，即便在日本，也只有寥寥数人知晓。因此，我们必须持续挖掘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并将其彻底揭露。（记者：刘宏宇、刘大伟）
